为什么要引入“性”与“理”的关系说明呢？因为，代表西方文化的“物即理”，其完整的表达应为“物性即理”；而代表东方文化的“心即理”，其完整的表达亦应为“心性即理”。物性、心性皆为性，物理、心理皆为理，物用、心用皆为用，物事、心事皆为事。因此，即使不从视角学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将“物即理”与“心即理”统一为“性即理”。

“性即理”，即是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性。性外无理，性外无心，性外无物，性外无事。心与理，物与事，皆归于“本体之性、本性之体”，曰性体。心与物，理与事，皆归于“本性之体、本体之性”，曰体性。性与体，亦是全息含摄，性即体，体即性，无体则性无所归，无性则体无所显。体以性显，性以体存，体性性体，性体体性。

那么为什么说心、理、物、事皆归于性体呢？因为性为本体，心、理、物、事皆为性体之用也。用，则必然体现在关系中。关系之主体，即为心。关系之客体，即为物。关系之规律、法则即为理。关系之表现、影响即为事。所以，心、物、理、事皆为同一“关系之用”或“用之关系”不同视角所显现之“视界-世界”也。这四种不同视角下的“视界-世界”，各有其独特的精彩，其相之异，犹如不同维度的宇宙，各不相交。但反观其本源，皆是同一“用之关系”或“关系之用”。

而当我们继续溯流而上，诸多不同的“用之关系”和“关系之用”，其更深的本源则皆归于同一性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阳明先生提出的“心即理”不够究竟、不够透彻呢？不是这么简单。“心”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就中华心学文化而言，心学其实又叫心性学，心与性的关系本身就很复杂。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学问，更是一种需要用生命实证的智慧境界。性，通常对应着道。心则同时涵括了人心与道心。心性学的核心要旨即是转人心为道心，即由心归性，复归于道之本体、本性。心，除了有人心和道心的含义外，还有主体、主宰、主动、主观的含义在其中。而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既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宰性和主动性，同时又要扫除其主观性。因此阳明先生所说的“心即理”，这里的“心”，首先指向的是“道心”，同时还要大力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宰性和主动性，转人心为道心，转凡心为圣性。

但由于“心”本身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容易被持“物即理”的人有意或无意地执着为“人心”及其“主观性”。如果持“心即理”的人对此不能有条理清晰地认知，被对方混淆了视线，那么就容易掉进“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而百口莫辩。

“物即理”的观点，其优势正在于其客观理性，包括整个西方文化，客观也常常与理性对应，主观与感性对应。因此，为了达到客观、理性，就需要扫除主观、感性，这与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实属异曲同工。

正如笔者在《东西方视角学对话：哈里斯博士视角理论浅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强调“客观理性”的西方文化，过于推崇“客观理性”时，人类生命的主体性以及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遭受到巨大的挤压，甚至陷入虚无主义的迷途和深渊。

“物即理”的观点，容易将人的目光引向外在的物相世界而忽视了人的内在主体世界，对人的主体性、主宰性、主动性的关注明显不足。为了矫正“物即理”的这种弊端，就需要东方文化的“心即理”来进行融合与平衡。

“心即理”，以“道心”“圣心”“光明心”为心之所归，探寻生命不断自我升华、自我超越的理论、道路、规律、方法、法则，同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宰性、主动性，不断解除人的主观局限性，扫除人心的私欲性、欲望性、动物性。因此，“心即理”的“心”正是“道”与“性”的化身，犹如菩萨示现凡人之相，此正是普度接引之道也。正因如此，阳明心学才能自出世以来即以其极为夺目的光芒照耀着这片古老的神州大地，成为儒家正宗新的道脉法源，至今生生不息。

那么为何阳明先生不用更为究竟彻底的“性即理”，而用容易遭人诟病的“心即理”呢？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性”也同样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性，不仅可以指向道性、圣性，也可以指向人性、凡夫心性、善恶之性等。儒家学者自古就有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不同观点。所以即便是阳明先生直接提出“性即理”，同样会面对诸多纷繁的争论。而且“心”之一字，涵括甚广。正所谓“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古往今来，天地人间，万事万物，万象万法，其理或繁或简，或浅或深，皆一心所包，无出其外。所以，阳明先生以“心即理”而概之，正显其含摄之广也。

回望“心即理”自诞生之后与各种不同观点激烈论辩中不断螺旋式上升的历史，不知道你是否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所有反对派的板砖，最终都成了“心即理”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阶梯！以“性即理”为灵魂，以“心即理”为武器和战袍，阳明心学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最终巍然屹立于儒家泰岳之巅，成为一面灿烂夺目、闪耀于整个东方大地的光辉旗帜，至今仍在华夏神州的天空中高高飘扬，风采依旧！这是儒家文化的骄傲，同时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