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新汉与西夏议和之后，西北战事基本停歇，两国贸易愈发广泛，更多中原的新鲜事物流传进来，比如兴庆府就已经出现了好几家竹牌马吊的赌铺。

王伦很清楚，中原王朝若要搞文化同化，单纯地依靠儒家的教化，时间长难度大，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市井文化，也就是要“俗”而非“雅”。

这里的“俗”并不是低俗，而是大众化的风俗，基于人性的共通性，这些“俗”更能拉近周边国家的百姓、民族与中原的距离。

于是在朝廷的有意引导下，天下各地出现的话本、小说，就被选了一批，官办的书社、书店购买了版权，就在四川、陇南、陕西等行省大量印刷，然后疯狂向西夏民间售卖。

这些话本、小说的内容，并不刻意宣扬忠君爱国，而是男欢女爱、人情世故、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尽皆包揽，又通过阅读、说书、戏曲的方式，向西夏不断传播而去。

在新汉与西夏的边境，已经出现了不少民间的“秦腔”戏曲班，而“秦腔”善吼，非常适合改编一些战争故事，就此迅速在西夏境内流行开来。

这个时代的娱乐方式相对贫乏，故而戏曲这种模式被朝廷官方整理整合之后，爆发出了连王伦都震惊的影响力。

许多“秦腔”戏班已经在边地互市的集市常驻，不少西夏百姓们，凑钱也要来听一场，甚至不少逢着休息日的西夏士兵，也脱了兵衣，冒充百姓来听。

最受西夏百姓们欢迎和热爱的，却是“包公戏”。

所谓“包公戏”，其实是民间对清官断案、审案这一类公案小说、戏曲的统称，戏曲主角未必总是包拯，但百姓们出于朴素的情感，还是乐意将包拯视为清官的代表。

开封府尹包康就曾微服看了一场“汴腔”的“包公戏”，演的乃是包青天铡赵王爷，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甚至礼部曾要求将故事里的赵王爷换个姓，毕竟这指向性也太明显了。

但礼部无法禁止，因为百姓们爱看，包康就看得津津有味，他很清楚自己的先祖并没有做过有些事情，但百姓们期望着人间有不公时，能够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包拯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