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二人读到《五蠹》一篇。虽然这一文章照旧指斥儒家、纵横家、游侠、近侍之臣和商工之民为五蠹之民而有害于家国社会，但这篇文章中中肯切实地分析了天下纷乱之根由，指出法家学说最符合当时社会变化所需要的方面，更是提倡养耕战之民。

只这一篇，竟让他二人大受震动，虽并未立即有推重法家之心，但自此便也多花了些时间去读法家典籍，了解法家之说了。

故而这二年来渐有并推儒法之心，只是一直未得寻求到最佳的平衡和最合适的方法。

而今日得听这一句，几乎是一言中的，几乎是瞬间让他豁然开朗。

此刻脑中瞬间的翻覆，他已然为大渊往后要走的路又理出了一条明晰的路。

似乎注意到崔寄片刻的思索，怀阙先生也不催促，他知道阿璀这一句话之份量，便是他自己，昨日也是思索良久。

这句话在唇齿间反反复复过了数十遍，在脑中辗辗转转绕了数百遍，后来灯烛燃烧了半夜，怀阙先生几乎用完阿璀先前制作的存纸，一遍遍罗列观点增删框架，直到第一遍鸡鸣起，才落笔成神洋洋洒洒数千字于纸上。

后加封面，上书三字《立国策》。

这文章，是他第一次破除儒家学者身份的禁锢，以最为中直无任何偏见的角度来论述儒法两家的优点缺点，来分析儒法两家于治世治国治民的可用之处。

只是到最后，怀阙先生却将那文章郑重封存，并未打算与此时便传之于世。

崔寄回笼思绪，此一观点，虽明晰透彻，但若要施行，决定却不在自己了。尚需长久斟酌论述，并非一人之言可定，还是待回京后与陛下商讨之后再说。

“儒之仁政，为百姓谋福祉，使天下大同。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本是无可非议，但便是以君子礼要求天下人，又能有多少人能成为所谓君子？且不说其他，单论君臣之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古来多少代，有贤主明君待臣以礼，而佞二之臣却未杜绝；亦有诚臣良相事君以忠，而昏君暴主却未鲜见。妄以德礼约束人性，原也是儒家的一大痴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