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很显然地失败了，在Cybersyn诞生的1970年，距离它在联盟变成现实，还有近两百年。

Cybersyn的理论并不复杂：只要通信和算力击穿某个阈值，就能实现国家尺度上的供需监控和生产调配。

大部分左翼人士和IT从业者都相信这一点，但问题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阈值是多少。

林见星认同：“蓝星时代的这段历史，在课程里很可能会涉及。”

奥拉注意到课程描述中的一条：“建议先修前置课程《论社会契约与不平等》。”

联防大并不强制修前置课程，允许自学成才，比方说你直接挑战《军事理论VIII》，并通过考试，就能一并拿到I-VII的学分——虽然几乎没有实操上的可行性。

通常来讲，当教授提醒你最好修完前置课程再来选课时，你一定要充分听取建议——尤其当这位教授是名捕时。

“权沁、索尔仁尼琴合着的《人工智能决策、去中心化与不平等》，”奥拉：“也在《论社会契约与不平等》的阅读材料列表里，但当时只做了解，这次可能就是核心教材了。”

谢东流听着不对：“不是，这课非选不可？”

“可以挑战一下！”周晓辰安慰他：“跟主要讲理论的前置课程不同，我预感这门课是讲实操的——各种数学模型之类。”她魔鬼道：“数学模型有什么可怕的？”

这句话说服了谢东流——对理科生来说，玩数学模型可能确实比上政治课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