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其执政集团制度、作风的好与坏，是衡量国运长短的重要指标。制度作风好了，人民安居、国家稳定，盛世就会出现；制度作风败坏，民心离散、民怨沸腾，乱世必然来临！

大唐发展到了文宗一代，已经如百死之虫，生命虽还一息尚存，但建国初期那种勃发的朝气早已消逝。法制纲纪荡然不存，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内外秩序混乱无序。至于遍布各地的藩镇军府，更是把律法当成摆设，主帅贪虐部属，部属杀害主帅的事成了家常便饭。

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威逼成都，朝廷诏令邻近军府派兵增援。

前宰相、兴元节度使李绛——亦称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梁州，今陕西汉中——紧急征募了千余新兵奔赴西川，还没赶到南诏退兵离去。李绛依令撤军，草草结束了这次入川之行。

依照唐制，各藩镇兵员都有固定数额，战争状态一旦解除，临时募集的新兵就需复员回家。

进入中唐后，这些制度在藩镇中形同虚设很少有人遵从，节度使们明里暗里的扩大所辖军队数量，以期增强与朝廷对抗的资本。可宰相出身的李绛一向忠于朝廷，当然不会这样做。

于是，他集结起所有新兵，当众宣布朝廷旨令，将他们遣散并发放了路费。

中、晚唐时期由于战乱频仍，致使民间百业凋敝、农田大量荒芜，当兵领饷还能混上一口饭吃，无疑是份热门营生。新兵们自然不愿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去找监军杨叔元辞行。

杨叔元本就与李绛不和，原因是李绛从不搭理他这个监军！

李绛曾是宪宗时期的宰相，在任期间就以削弱藩镇、剪除阉党为己任，辅佐宪宗实现了元和中兴。后来宪宗志得意满，重用奸臣皇甫镈，李绛受到排挤打压，才被免除相位调离朝廷。

可想而知，以李绛的人品与抱负，怎肯向一个太监低头示好。杨叔和早就对此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只不过碍于李绛名望，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而已。

面对着一众牢骚满腹的新兵，他邪念横生杀心顿起。诬陷李绛克扣了他们的钱粮，没按朝廷定额发放路费。这些人本就不想走，听到杨叔和这些带节奏的言词立刻怒火中烧，鼓噪着抢夺了库中武器，冲进帅府。

李绛此时正与他的幕僚聚餐毫无防备，得知兵变的消息共同逃往北城，登上城墙拒守。

有人要将李绛用绳索缒出城外，李绛却说：“我是主帅不能走，你们赶紧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