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都是艾英搂着三姐，她一直处在惊恐之中，不停地哆嗦着。

从8月15日开始，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限，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到9月15日，如果再收不到那人的信息，三姐就必须做出这个孩子是留下还是流产的决定了。

每天早上买菜回来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打电话，第一次打，对方说：那人在外面勘探作业呢。

第二次打，对方说：别打了，不干了。

第三次打，对方说：不干了，别打了。

第四次打，对方说：回老家了。

第五次打，对方说：联系不上。

一天五次电话，对方都的非常不耐烦地回答着我，且在电话中都是人声嘈杂的环境。

我从电话里要了那人家里的地址，以及那人给三姐写的地址，开始每天一封电报的发。

每次都是石沉大海！

9月18日，艾英回来了。早上七点，三姐到我们的三楼来了。

艾英抓着三姐的手，三姐已经没有了惊恐，“常书，你把每次发电报的票据都给我吧！”三姐抽泣着说。

我很心疼，给她擦着眼泪说：“姐啊，我是你弟弟，再说啊，这点钱，我能付得起，哼哼哼。”

三姐看着我，抓着我的手，“常书啊，不是钱的事儿，姐知道你不缺这点钱，就是给姐一个念想，我作为一个纪念留着。”她一只手擦着眼泪说。

艾英看着我，示意给她，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啊，又去面包车里，摩托车车座下的储物格里，各个衣服的口袋里，账本里，总算找齐了31张电报的单据。

在我刚进三楼客厅门的时候，三姐一下就站起来，跑到我跟前，紧紧地攥着那些票据，捂在胸前，大声地哭着，看着我和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