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古以来文人有六艺一说，汉以前的君子六艺，是有真才实学，上马能征战天下，下马能捉笔指点江山。

而汉朝以后，大部分人都是家族的十几世祖，手无缚鸡之力，大多存在于纸上谈兵的阶段。

属于嘴上叭叭叭，上炕哗啦啦。

明朝长期以来重文抑武的策略，使得文武地位差距过于悬殊，武将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纷纷弃武学文。

没有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只是在各种兵书乃至小说中了解兵事的文臣显然很难负担起长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责任。

而相应的武将为了占染文风，大多也都“思文矣”，一边学兵法，一边附庸风雅。

他们希望通过吟诗作对和与文臣们一起讨论诗史来拉近与文臣的关系，从而摆脱大老粗的形象，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如此本末倒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这些武将文事稍有成就，武事则一塌糊涂。

最终的下场自然是文藻翩然，激昂文字，飘忽无实，究其实用，终无一效。

于是，朝廷大臣又想到了一妙计，设营兵，新增军官。

但为了防止旧的军官不满，因此保留其职务的同时又新设军官。

这样导致了空有大量将官、中军、千总等的存在，却没有相应的所辖士兵。

人浮于事，反而增加了指挥调动的难度。

而官制的增加，给指挥的调动增加的困难更大。

从阳奉阴违到不服从命令，乃至最后选择投降他国。

自东事兴起以来，朝廷调集了大量外地客兵前往辽东。

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每年消耗大量军饷。

因此，自孙承宗主政辽东到袁崇焕督师辽东之际，他们都提出了一个方针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将统辽兵”。

前半句的以辽人守辽土，尚属于激励士卒士气的方法。

但后半句的以辽将统辽兵，则是背离了明代兵将分离的治军思路，从而在辽东镇形成了以祖大寿为首的祖氏家族和其他辽将为首辽兵为从的利益集团。

他们在本乡本地任职可以获得相比于异地任职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除了一些强势的三边总督外，朝廷下派的文官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