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市政厅的时候，坎沙看到，好些穿着黑、灰、蓝工装和布鞋的人坐在高举的旗帜和横幅下。与夜间不同，中午的太阳赏脸，把那黑色布料上的白字照得发亮，让过路的人都瞧得明白，明白这群人是又来给市政厅的人施压，好快些讨到欠薪了。

假如坎沙没记错，这帮人在这里坐了快有两个月了。如今看来，他们的诉求还没得到回应，那横幅上写的九个月的薪水，怕是要不回来了吧？

快要从市政厅的门前离开时，坎沙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笑，他当然是该笑的。

坎沙记得，上小学的那些年，班里的坏孩子总爱欺负那些内向又成绩中流的同学，班上的老师呢，是不论对错，把受欺负的人和欺负人的家伙都拉到办公室批评，到最后，好孩子要忍着哭认错，而坏孩子？他们是死皮赖脸，只需要装一副知错的模样，下次接着惹事就行。到最后，受欺负的人都明白，给老师告状是没用的，要么找家长求助，要么和同样挨整的人团结互助，叫那些天生的小流氓不好再下手。

孩子们都明白的道理，这些大人为什么不懂？坐在这里有什么用？市政厅的那些人，比当年的老师更坏、更狡猾，他们只会在办公室吹着空调，看都不看这群在工厂拧螺丝的人一眼，打着两不袒护的旗号，说着两不得罪的话，干着偏帮有钱人的事情。

不过，让坎沙发笑的不是大人的蠢和坏，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老师、教会了小学的孩子们硬道理的老师。

那位老师是个面相刻板的中年人，在四年级才来任职，只教历史文化课，手臂很粗，腰很壮，只看着，就吓得孩子们不敢说话。有次，有个受欺负的孩子跑去找他告状，他先是在办公室单独问了问，而后，没有喊坏孩子过来，只是安慰好哭鼻子的孩子，悄摸摸地说了些什么，再帮那孩子擦干了眼泪而已。

回到教室，不再哭喊的孩子直直走向欺负他的家伙，在对方翘着腿笑话他时，猛地抓起桌子上的保温瓶，砸瘪了那得意到外翻的鼻子，更不理会旁人的劝阻，死死抱上去，将那人的耳朵生生咬掉，把几位女同学都吓晕了。

直到警察和家长来，那孩子都是默默无语，只是盯着颤栗的坏孩子，笑得如胜利者般欢喜。最后，学校是认了栽，赔了一笔医疗费，帮那个被吓破胆的坏孩子转了学，才算是息事宁人。打那以后，校方是督促全体老师，务必严肃处理校内欺凌的问题，再敢置之不理的，就卷铺盖走人。

同学们都说，那个敢反抗的孩子是英雄，是勇士，只有坎沙觉得事有蹊跷。因为他记性不错，他记得那孩子的父母在外务工，寄住在亲戚家里，胆子小，很内向，没人跟他玩、也没人帮他。每次被欺负，他都是哭鼻子忍着，最多告告老师，从不敢还手，为什么，在和新老师聊了几句后，就发了疯似的，有种去咬掉别人的耳朵？

某一天，坎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等到放学，与这内向的孩子同行，说是请他吃饭，把他高兴得受宠若惊。吃完，坎沙也不绕圈子，就问他一件事——那天在办公室，新来的历史老师对他讲了那些咒语，给了他打翻那个混球坏种的能力？

那孩子犹犹豫豫了半天，才小声告诉坎沙事情的真相。那次，新老师坦率地承认，他拿班里的坏学生没办法，如果他敢动手教训学生，不论学生是好是坏、不论学生是对是错，不要脸的家长、蠢猪一样的校方，以及和稀泥的警察都会刁难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到时候，更没有人会帮学生主持公道。老师告诉孩子，若要反抗欺凌，要做的，就是比那些坏孩子更凶狠、更恶毒。

那些坏学生，尽是欺软怕硬的怂蛋，若他们抽你的耳光，你就咬掉他们的耳朵；若他们抡你拳头，你就咬断他们的指头；若他们拿文具盒当武器，你就拿钢笔和圆规捅他们的眼睛。不要怕疼，不要怕伤，不要怕被教训，只要你够狠够疯，去咬他们、啃他们，把他们往死里整，从今以后，绝没有人敢欺负你。

那孩子的结束语，坎沙更是记忆犹新——老师说，在北共治区，没人能帮得到你。帝皇不行，使者不行，你的父母亲人统统不行，能拯救你的，唯有你自己。

“我祈祷，我尊敬，我崇拜，我热爱祢…”想到此处，坎沙学着某些工人的动作，情不自禁地摆出祷告的手势，走在冬日的刀风之内，笑得开怀，“爱祢歌功颂德的狗屁…什么他妈的帝皇，照样救不了你。”

他的嗓门很高，即使隔了几十米，静坐示威的工人们照样能听得清。有些低头祈祷的人不乐意了，想站起身喊他回来，要和他好好理论理论、哦，是辩辩经。可是领头的老工人，叫所有人安静坐着，别去理会那不敬帝皇的少年蛋子：

“行了，诵念经文的快些继续，莫管那些不知轻重的娃娃，怎么，你们还想抓人家过来，当老师教训人家一顿？单词都背不全，教典都读不通顺，你们有那个本事吗？少耽误人家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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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的训斥，让憋着火气的年轻人忍无可忍。识字的，把手里的圣典摔在地上；是文盲的，捶胸顿足，指着市政厅里的楼房嚷嚷。他们的意思，再直白不过——坐在冬天的街上，念这些东西，没有半点用途。不如推倒那铁栅栏，冲进去抓住那堆不理事的文书官员，叫这群人快些下个命令，让警察去把他们的钱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