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想的都是不在农村成家。城里的知青办、革命委员会，还有知青家长，都在用自己的办法提倡和推广晚婚晚育理念，并把这种宣传当做是对知青的关照，就是不想让他们在农村结婚。

知青们也接受良好。因为晚婚晚育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被城里人广泛接受的理念了，京城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5岁，很多人下乡的时候也就十六七，十七八，本来就不急着结婚，再加上家里人的叮嘱，媒体上对于晚婚晚育的提倡和宣传，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想在农村结婚。

但是，钱高韵横空出世，把她和贫下中农结合的事情发在了媒体上，再加上有些人和单位的推波助澜，说钱高韵的做法表达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敢于和旧观念、旧传统彻底决裂，是“生动的路线主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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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关于知青婚姻问题的政策就变了，变成了鼓励知青在乡下结婚，有的地方甚至把知青在农村安家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成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最早下乡的知青中，有一些人年龄已经比较大了，确实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可能也有的人担心，如果迟迟不结婚，会是另一个不安定因素。

谢赟随便骂了两句就停了，钱高韵说到底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她本人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回到家以后，谢赟晚上还是拜访了钱高韵，又给她打了一遍鸡血，鼓励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搞事业上。至于结婚什么的，想都不要想。

钱高韵听没听进去谢赟不太确定，但是王庆丽两眼晶亮，一看就是听进去了。

“斌斌说得对，结婚太耽误事了。一旦结了婚，干点什么都需要和家人商量，得争取丈夫公婆的同意，他们才不会支持你去搞事业，只会把你绑在家里干家务。你要是不同意，接下来就是吵架、打架，大人叫孩子哭，乱成一锅粥。

不结婚就没这些事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学习就去学，脱产一个月也没事，家里没有成堆的衣服等着你回来洗，也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你回来喂。想观察麦苗成长就去观察，住到地里也没事。结了婚就不行了，肯定有人反对。”

谢赟：“……”

她跟钱高韵说：“韵姐，你大老远的从城里来到我们这儿，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吧？”

钱高韵：“是！我会把个人的事放在一边，一心扑在工作上。”

谢赟狠狠地夸赞了她一通。【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