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美各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让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脊背发凉，知道如果继续往死里压迫工人们，工人一旦团结起来闹革命，事情就大发了，不如实行一些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劳动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发达国家，劳资矛盾得到缓解，生产率得到提高，整个社会的氛围变得和睦，也就没人想着闹革命了。

根据这两条思路，孙中山觉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具体的方法就是：提升生产效率、将运输和交通企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利得多征税（鼓励劳动，打击食利阶层），搞搞转移支付等等。

孙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够在不大动干戈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让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这件事情来说，地主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快乐生活，佃农们一生辛劳，却从未吃过一次饱饭，对于这些情况，国民党高层非常清楚，孙中山曾经说过“农民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却被地主夺取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长何应钦就说“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愈于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那么孙中山的解决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由于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北伐尚未开始，他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这个想法。

小主，

设想一下，在民国时期，用孙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么条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个村了，要组织人马对全国人口和土地进行一次大普查，确定每家每户实际拥有土地面积，然后再制定一个标准，确定地主的标准是啥，每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可能在西北戈壁滩，一个贫困户都可以拥有1000亩地，但这种地一点用都没有，压根就种植不了粮食，连草都长不了几根，这种地方的人，拥有1000亩地都只能算是穷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亩地绝对算地主了，所以这个地主的标准还要统计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判断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划分出来以后，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让农民得利，那简单嘛，减租即可，减租之后，农民的确得利了，但地主就损失了嘛，根本就没有让农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谓双赢的方法，地主遭受损失以后，肯定要闹事，这就需要有调解机关，做好解释工作，稳定社会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变态的执行能力，能管的到每个村，实际上，直到今天，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没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就绝对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里，村里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简单，印度村里都是土邦，实行的是自治，压根就没有在村里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里设村委会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两个字——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