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诸人，有臣有民。臣者，朝廷大员是也。民者，孔府诸秀才是也。虽然申时行的解释完全了颠覆时下对《论语》的解读，令人惊悚得连后背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但和他最后石破天惊的两句话相比，谁还在乎他如何解读论语？

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也坐直了身子。他没想到，申时行在“盗掘案”、“揭帖案”两大案之后，居然愈挫愈勇，另辟蹊径走出了新的康庄大道。此论抛出，凡略有政治智慧的皇帝，必然要给予他强力的支持与鼓励，此不必言。

更重要的是，从皇帝与大臣互动的角度来看，申时行已经向皇帝表明了自己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这个方向，正是朱翊钧念兹在兹，自冯保自尽之后，朝廷乏人主持的方向。

一瞬间，朱翊钧思绪万千。

自从穿越以来，朱翊钧感觉困难之处不是文治武功的获得——穿越就是最大的挂。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不能成为天下人的共识，他需要将自己的思考结论改头换面成时人能够理解的政策才能宣贯下去。

今天，终于有一个“古人”在经过仔细的观察，深入的思考，痛苦的自我抗辩后，找到了朱翊钧这个穿越者最大的痛点所在，而且暗示了自己可以成为皇帝最需要的那个人。

申时行颠覆的不仅仅是在场诸人对儒学的理解，他真正颠覆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没有像其他人提起《三论》那般，只是当做“皇帝的圣训”，而是通过对郑玄、朱熹注解的攻击，向皇帝表明，他已经成为朱翊钧哲学思想上的“信徒”。

朱翊钧难以想象，申时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是多么的殚精竭虑。又在灵魂深处，经历了何种“挣扎”？

而现在，身为皇帝的他，要如何回报自己的第一个真正“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