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本不是这个意思，因被朱翊钧引导话题，自己先说出“人祸”二字。此时皇帝杀意已露，他却往后退不得了。

只好顺着话头道：“是，臣请会审凝萃殿工程案，锦衣卫堂官和东厂派员旁听。”

朱翊钧听了，先不说同不同意，转移话题道：“工程督造事，向来官吏贿贪多发。《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老先生，这吏治腐败，不治理不行了。”

张居正回奏道：“皇上说的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微。臣也知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然则考成法方见成效，官吏啧有烦言，若大兴反腐，或致动荡。”

朱翊钧闻言，苦笑两声。随后坚定意志，厉声道：“我朝虽有重律，现在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长此以往，考成之法也成害民之法也。到那时，咱君臣两个还往何处退？此际，已退无可退，唯有披荆斩棘，破此障雾！”

张居正闻言，心里面打翻了五味瓶相似。其实他何尝不想整顿吏治，其于隆庆年间上奏的《陈六事疏》，阐述的改革思路，基本上围绕着人事和吏治问题。

然而，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历来以“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为圭臬，此时考成法刚出一年，操切间厉行反腐，必遇逆流。

逆流张居正不怕，平台召对时，张居正已经向朱翊钧表示“身后之事，尽付阙如”。

先无论当时表态真假，张居正此时考虑的却是，倘若厉行反腐导致朝政动荡，皇帝顶得住吗？太后顶得住吗？这些问题都是要深入考察的，若无把握，绝不轻发。

虽听了朱翊钧的决心表态，张居正仍劝道：“皇上，反腐倡廉放松不得，但大肆兴革却不急于一时。以臣之见，朝廷此际用人仍要‘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切以功实为准，不徒眩虚名，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按：sheng，白内障，引申为过错）掩大节。皇上属意王国光，即此之谓也。”

朱翊钧听张居正拿王国光做例子，笑道：“老先生与朕一般，都功利之徒耳。”

张居正见他淡定下来，以为皇帝操切之心稍歇，也微笑道：“皇上，官习日敝，民伪日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

“此际，未必大张旗鼓，可就事论事。隆庆六年时朝廷已施京察、外察，按六年一京察，三年一外察之例，若以太妃罹难之事再行京察，臣恐百官无心视事，而以钻营为务。”

朱翊钧听了，微笑道：“朕意非在京察，而在都察院。朝廷专委御史、科道而行纠举，成效朕不满意。六科十三道风闻奏事，被参之官或申辩、或攻讦，都是空对空。”